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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pper是《自然》杂志历史上首位具有生命科学背景的总编辑

文章作者:www.cs-vaccine.com发布时间:2019-09-24浏览次数:1823

经过长时间的选拔,今年7月1日,Magdalena Skipper博士正式接任了该杂志《自然》的原编辑Philip Campbell的职位,并成为该杂志的新主编。这项任命使Skipper成为149名《自然》的第八位主编,这是该杂志近150年来第一位担任该职位的女性,也是该期刊历史上的第一位主编。具有生命科学背景。

船长拥有博士学位。来自剑桥大学的遗传学。他曾在剑桥的MRC分子生物学实验室学习,并在伦敦帝国癌症研究基金会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在《自然》任职期间,她帮助开发了创新项目ENCODE Explorer和Epigenome Roadmap,将科学出版的界限扩展到传统研究论文之外。在此之前,她担任《自然通讯》的主编,在此期间她主张开放式研究。

我很荣幸被任命为《自然》的编辑。我现在特别高兴能够担任这一职位,因为目前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沟通方式正在不断发展。我期待着继续保持《自然》领导层,以发布最令人兴奋和突破性的发现,并表达对诸如促进科学透明度和多样性等重大问题的见解。在接受这个任命时,Skipper说。

“我喜欢把每一次挑战视为一次机会。”最近,Skipper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然》是一本综合性期刊,服务于许多不同的群体,包括各学科的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和感兴趣的公众。 “我的同事都是经验丰富的编辑和记者,我们不断提高我们的专业知识《自然》。这非常令人兴奋。我的编辑和出版工作经验帮助我理解了作者和评论家。读者的期望这些期望我不仅渴望实现,而且渴望超越。“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确保《自然》发布最激动人心且最具开创性的发现?

船长:《自然》致力于发表杰出的研究成果。保持这种关注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杰出的发现往往有许多不同的形式:一些可以立即应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一些在他们自己的研究中具有革命性,或者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宇宙的基本原理。《自然》将继续保持对各种不同类型研究的兴趣,但无论科学发现是基础还是应用,我们都会尽力确保在考虑各种提交时严格的科学报告标准和道德标准。

《中国科学报》:《自然》如何改善文章的受众覆盖范围或可访问性?

船长:科学和科学传播不断发展。科学和研究越来越丰富的数据和更多的协作。这种转变意味着必须使用不同的通信模式。例如,近年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手稿形式专注于实验报告或数据集。但这种变化并不仅限于手稿本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在预先印制的服务器上分享结果,以加快信息传播,并在论文发表之前促进研究界的讨论。此外,研究人员已开始利用社交媒体的力量和即时性来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每个频道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自然》也充分利用了这些不同形式的通信。

《中国科学报》:将来,您是否会进一步承诺《自然》和相关期刊的开放访问,以促进学术成果的分享?

船长:自然科学研究完全支持开放科学和开放获取(OA)。在我们发布的众多OA期刊中,我们包括备受好评的高度评选的OA期刊《自然通讯》,其中还包括世界上最大的OA期刊《科学报告》。斯普林格?大自然不仅是《自然》的出版机构,也是最大的OA出版机构。我们拥有近600种纯OA期刊和1900种期刊,为作者提供OA发布选择。

但是,对于高选择的期刊,如《自然》,只有很小比例的评论文章已经发表,其中有大量的编辑工作和相关成本。这些期刊的内容由大量内部科学编辑和文本编辑精心处理和编辑。因此,出版单篇论文的平均成本远高于普通OA期刊,市场可接受的文章处理费(也称为APC)(仅适用于已发表的论文)无法承担此费用。此外,《自然》部分杂志的内容,即前沿的科学新闻报道和评论,这部分文章赢得了无数奖项。《自然》中的大多数杂志都是免费的,对所有人开放。出于这些原因,对于诸如《自然》之类的期刊,我们认为,与数量少得多的作者相比,大量读者稀释其较高的出版成本更为公平。我还要补充一点,《自然》提供了免费的共享服务“SharedIt”,这样人们就可以免费阅读他们发表的论文。

我们认为,作者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出版平台非常重要。例如,他们的单位和资助机构可能有不同的偏好。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整个学术界,我们需要为作者提供一系列出版选择:开放获取期刊,杂志期刊和订阅期刊。

《中国科学报》:在今年6月发布的2018年SCI Journal影响因子排名中,《临床医师癌症杂志》以244.585分位居榜首,超过前三大期刊《自然》《科学》和《细胞》的总和。《自然》如何改善和维持影响因子?

船长:影响因子最初是期刊的衡量标准,用于帮助图书馆比较他们有兴趣购买的期刊。此外,关键是使用影响因子来比较不同的期刊仅在特定学科内有意义。例如,将有机化学领域的期刊影响因子与期刊在神经科学或生态学领域的影响因子进行比较是毫无意义的。《自然》多学科期刊也应与其他多学科期刊一起被视为一个单独的类别。

《自然》我为发表的研究感到自豪,但我们并不重视影响因素。去年4月,自然科学研究所签署了《旧金山科研评估宣言》(DORA),呼吁停止使用单一的期刊指标,尤其是期刊影响因子,以评估科学家的个人贡献。

期刊影响因子不是单一论文质量的指标,也不应用于判断单篇论文的影响或质量。因为这不是设置影响因子的初衷,所以它不适用于此目的。

《中国科学报》:一些组织认为,具有高影响因子的期刊的结果是“英雄”的结果,甚至允许研究人员获得更多资金或更好的治疗。你觉得这怎么样?

船长:长期以来,自然科学期刊发表了许多关于传统期刊影响因子局限性的社论,呼吁建立更全面的研究评估模型。

近年来,自然科学研究界的其他成员指出影响因素存在问题。当影响因子作为单独的数字,脱离背景或用于评估不应评估的问题,特别是个别研究人员的学业表现时,存在特殊问题。为了将影响因子放在一定的背景下,我们更新了期刊的索引页面,汇集了一系列更广泛的报价指标:如2年影响因子,5年影响因子,即时指数,特质因子,纸张影响力得分和2年中位数。在论文层面,自2012年以来,自然科学研究期刊提供了基于论文和Altmetric(补充测量指标)的数据。自然科学研究还扩大了指标的范围,并增加了同行评审绩效指标。我们的一项调查发现,其他指标,尤其是同行评审的绩效指标,对研究人员的提交决策也很重要。

鉴于影响因子的初衷,将影响因子用作研究人员及其产出质量的指标是不正确的。但不幸的是,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自然科学研究将继续考虑以新的和公平的方式评估科学家的个人贡献。

《中国科学报》:目前,在生命科学等许多科学前沿领域,研究成果的再现性已成为一个大问题,并且有一些错误的结果。将来,《自然》如何减少或避免这种情况?

船长:事实上,近年来对于研究结果的结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些结果很难重复或不能重复。这种情况确实主要发生在生命科学领域。这可能反映了系统的复杂性和现场情况。我们所有人,包括编辑,出版商和研究团体,都应该对科学不端行为保持警惕,但我们也应该记住,科学在自我纠正方面不断前进。回顾过去和现在的科学记录,我们会发现当时的许多结果都没有。关键问题是不应发生不当行为并最终纠正科学记录。所有自然研究期刊都继续改进我们与作者和审稿人合作的方式,以确保我们的期刊发表严谨,可靠的科学发现。我们还在不断制定自己的政策,专注于提高方法,数据和代码报告的透明度。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的支持不仅适用于我们的期刊,也适用于其他地方。

《中国科学报》:为了提高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自然》会采取一些措施吗?

船长:我们的核心方法是为我们的作者提供提高科学透明度的工具。我们致力于帮助作者存储和共享他们的数据(例如提供Springer?自然数据支持服务)并帮助他们共享代码(例如尝试新工具以促进同行评审和代码发布)。我们还专注于《自然实验室指南》和《科学数据》等期刊,以进一步协助完成此任务。

我们认为,处理研究不端行为的最佳方式是预防。为此,我们一直与研究界合作,为他们提供相关指南,总结报告等。这些工具不仅有助于在文章发表之前将潜在问题带到表面,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帮助研究人员以清晰一致的方式报告他们的方法和分析,从而提高研究的可重复性。

当然,我们还与专家评审员密切合作。同行评审是研究质量,完整性和可重复性的基石。作为他们的监护人,我们珍惜自己的责任。研究过程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也对此负责。这包括出版商和期刊,作者,研究机构和资助机构。我们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中国科学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科学发展的现状?未来有哪些合作计划?

船长:中国是全球研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为研究界领导者之一的地位正在不断增长。例如,自然指数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高质量科学研究生产国。我们自己的数据还显示,在1997年,《自然》发表的原始研究论文中只有0.4%有中国作者。截至201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约11%。

就我个人而言,这些不仅仅是数字。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遗传学家,我熟悉中国科学家对人类遗传学和基因组学的许多重要贡献,这些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多样性和疾病的遗传基础。

简而言之,施普林格?自然和中国在科学出版方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近年来,我们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合作蓬勃发展。这是由于中国研究成果的增加,我们也致力于将中国最好的科研成果传播到世界各地。

我们还与中国作者,评论家和期刊编辑合作,通过质量培训为他们提供支持,例如撰写论文写作技巧。

作为编辑,我期待在中国的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更多优秀和严谨的科研成果。